刘伯承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同为四川人，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尤其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的这份友情显得尤为珍贵和感人。
1967年，聂荣臻元帅因病住进医院，消息传来，刘伯承元帅心中十分牵挂。尽管他的左眼几近失明，行动不便，他依然摸着墙壁，艰难地走到了聂荣臻的病房，握着老友的手，久久难以开口，只能默默陪伴，表达无声的关切。
从1967年2月25日开始，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七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和聂荣臻元帅等多位高级将领进行了严厉批评。面对如此频繁的批评，整个高层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虽然刘伯承元帅本人未被点名批评，但他深知老战友们的困境，心中充满忧虑。
不久之后，聂荣臻元帅身体垮掉，被紧急送入医院治疗，而刘伯承元帅恰好也在同一家医院接受眼疾治疗。想到老朋友背负的沉重压力，刘伯承决定前去探望，表达支持和鼓励。
展开剩余87%他不顾自己左眼视力的严重障碍，摸着医院冰冷的墙壁，艰难地找到聂荣臻的病房。进入病房后，他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却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两人静静地坐着，沉默中流露出无言的深情。
过了好一会儿，刘伯承才颤抖着嘴唇轻声说：“老兄，你受苦了。”这简短的一句话，带着满满的感情和关怀，足以体现他们之间坚不可摧的革命友情。
刘伯承出生于1892年12月4日，籍贯四川开县（今重庆开州区），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聂荣臻则生于1899年12月29日，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区）人，字福骈，曾用名聂云臻，两人年龄相差七岁。
1927年7月，两人在武汉相遇。那时刘伯承刚刚经历泸顺起义失败，辗转经过陕西、河南，最终抵达武汉。聂荣臻则随北伐军进驻武汉，任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人员。
随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相继前往南昌，参与策划和发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首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刘伯承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聂荣臻担任第11军党代表，两人各司其职，共同奋斗。
但由于敌军实力强大，加之起义缺乏与湘鄂赣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未能形成广泛的土地革命战争，孤军南下广东试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且因分兵过多未能集中兵力，导致起义最终失败，被敌人分割包围。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与聂荣臻辗转到了香港。年底，党组织派遣刘伯承赴苏联深造，他先后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与此同时，聂荣臻在党的安排下潜回广州，领导广州起义，后来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任职期间，聂荣臻认真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缺乏军事技术人才是致命弱点，他强调：“以后每个党员都应学习军事技术，并着重培养军事技术人才。”
1930年5月，聂荣臻抵达上海，投身中央特科的地下工作，任务艰险复杂，负责向各革命根据地传递军事情报，掌握敌情，保护党中央和地下党员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打击叛徒和特务。
同年夏天，刘伯承学成归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军务，主办军事训练班，讲授暴动策略、游击战与运动战课程。
两人在上海相遇时，负责接头的正是聂荣臻。见面之时，彼此感到无比亲切，彻夜长谈革命形势和各自工作。彼时上海白色恐怖笼罩，聂荣臻多次出谋划策，帮助刘伯承应对地下工作中的危机，为其安全增添保障。
1931年2月农历新年，刘伯承与聂荣臻共进年夜饭，举杯庆祝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首次成功反“围剿”，称赞毛泽东为杰出的军事天才。两人由此立下心愿，希望能亲自结识毛泽东。
年底，依据临时中央决定，刘伯承和聂荣臻先后撤离上海，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刘伯承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
经过实践，两人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更加敬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伯承和聂荣臻随军行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两人坚定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赞成其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同时提出红军应突破长江，前往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建议，被中央采纳。
随后，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实施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关键战役，成功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刘伯承在战役中积极献计献策，发挥重要作用；聂荣臻则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忠实执行毛主席战略。
1935年5月，中央任命两人分别担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率队开辟北上通道。经过详细研究，刘伯承指出敌军重兵把守大渡河畔富林渡口，直接渡河风险极大。
经过商议，两人决定带领部队绕道彝族地区，成功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协定，确保红军安全通过。随后他们率领先头部队抵达大渡河安顺场。
抵达安顺场后，面对水流湍急、敌军严密防守的困境，红军仅找到一艘渡船，组织了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但因无法架桥，大部队短时间内难以过河。
形势紧迫，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左右纵队夹击夺取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纵队沿东岸北上，主力组成左纵队从西岸突袭泸定桥。
在右纵队策应下，左纵队22名勇士成功夺桥，红军顺利渡过大渡河险阻，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及总部特务团。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两位老战友奉命奔赴抗日前线，奋战在各自岗位，为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春，聂荣臻率队从晋察冀边区出发，抵达山西辽县峪镇八路军总部，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交流抗战经验。
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后方领导干部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8月，刘伯承、聂荣臻等高级将领齐聚延安，统一接受思想整顿。
1945年党的七大结束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先后乘坐美军观察组飞机，返回各自根据地，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得知聂荣臻在一次会议上提到筹建陆军大学，刘伯承表现出极大兴趣，主动向中央写信，请辞西南行政长官职务，申请负责办学工作。
信中刘伯承写道：“建设现代化军队最难的是干部培养。我愿意放弃一切行政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我年纪不小了，就让我来承担这项任务吧！”
毛主席很快批准了请求，并亲笔写信交给聂荣臻转交刘伯承。聂荣臻全力支持刘伯承的军事教育事业，刘伯承对此感激不尽。
1958年军队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遭受批评并进行自我检讨，但聂荣臻晚年回忆认为，刘伯承不应背负过多责任，他说：“反教条主义不该把责任全推给刘帅，这不公平。”
1967年3月，聂荣臻等人遭受批评，刘伯承感到不公，于是才有了他冒险前往病房探望聂荣臻、那段令人动容的情景。聂荣臻后来回忆道：“身处逆境时，老战友的这份关怀，是多么宝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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